汪曾祺父子三代人的关系有人觉得很奇怪，不理解。用汪曾祺父亲汪菊生的话说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汪家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

　　汪菊生是个开明而随和的人。很少发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跟孩子玩，汪曾祺姑妈称他“孩子头”。春天，领着一群孩子到麦田放风筝；用玻璃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里面养金铃子；做纺织娘、西瓜灯等各种灯，让孩子们玩。

　　汪曾祺的父亲对孩子的学习是关心的，但不强求。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要求孩子死啃书本，参加各种补习班。汪曾祺国文成绩好，作文时得佳评，汪曾祺父亲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数学不好，也不责怪，只要及格就行。课余时间，让汪曾祺学习画画、练习书法。汪曾祺嗓子好，高亮甜润，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在家里父亲拉琴，汪曾祺唱。学校开音乐会，汪曾祺邀请父亲去伴奏，父亲乐呵呵地答应，与孩子们玩了一个下午。汪曾祺十七岁上高二那年暑假，在家里写情书，父亲站在一旁瞎出主意。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汪曾祺也倒一杯，抽烟，给汪曾祺一根，还点上火。汪曾祺一生嗜酒如命与小时候过早沾酒不无关系。父子俩奇怪的关系，旁人不理解。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其父必有其子”，汪曾祺把他与父亲的这种平等、亲近、温馨的父子关系又传给下一代。

　　汪曾祺和儿子的关系也处的不错。汪曾祺戴了“”帽子下放张家口，汪朗刚从幼儿园毕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赶紧学习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汪曾祺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很亲热。夫人施松卿告诉孩子们，要与爸爸“划清界限”。汪朗反问母亲：“那你为什么还给他大酒？”汪曾祺对儿子汪朗的几次恋爱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他相信儿子的选择和决定。

　　汪曾祺在家的别号“老头”。汪朗回忆说：在子女心目中，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发脾气，别看他在外面影响力挺大的，在家里地位却不高，谁都可以叫他“老头儿”。因为他没有“占位”意识。他的作品，家里人谁都可是“说三道四”。比如他的孙辈说他的文章“没词”；说她的荷花画作空白太多。诸如此类，他都乐哈哈的笑笑，一点不生气。“老头儿”也有发脾气的时候。那是他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就“哼唧”，曾在家放言要“剁指明志”，从此不写文章了。

　　汪曾祺对儿女们是“散养”的。没有想象中的严苛和特别。父母从来不刻意要求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农民，工人、司机。只是要求他多读书，养成阅读的习惯。最终汪朗先生在工厂车间上班时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汪朗说：“我们的孩子小时候都是放养的。父亲从不问我们学习。妹妹贪玩，一次考试成绩64分。老师让家长签名。父亲签名‘曾祺’，既没打也没骂，只让妹妹自我反省。我从小的理想是想当农民。作文写不好，是父亲的指点，写出了一篇《我的家庭》好作文。”汪朗先生爽朗的笑声、真诚的话语和率真的性情是得其父亲的真传了吧！

　　汪朗说，“老头儿”有“一肚子货”，但没有真正传授给孩子，他把亲情和创作分得很清。“老头儿”虽然没有给我们创作或其他方面的教育，但我们都从父亲身上学到为人做事的态度，这就是家长对子女的最好教育。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即八个字：“认真做事，平等待人。”这也是读者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谈文学，对我们直接的教育是没有。从做父亲的角度，他给了我们子女温暖的童年。

　　汪曾祺说：“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儿’，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孩子的健康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教育。当前家教中突出的问题是功利性太重，导致教育内卷严重，孩子们背负着过重的家庭希望。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应以身作则，以优良的家风影响孩子，秉持“先成人，后成才”的家教观，摒挡急功近利的方法。在这方面，汪曾祺四代人代代相传的家风可以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