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共和国勋章”：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

　　获得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和未来科学大奖等荣誉的袁隆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获得“共和国勋章”。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袁隆平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的中国，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终极目标。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完全靠自己摸索经验的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为此，他两次自掏腰包，前往北京拜访育种学家鲍文奎。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时至今日，袁隆平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接受奖项时说的话，“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单位进入中心，袁隆平还积极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

　　“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那个曾经简陋的海南南繁基地，被标注在了三亚地图上，从一个偏远小农场，变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了超级稻育种计划。4年后，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目前，袁隆平领衔、已实施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些品种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2017年9月，袁隆平院士领衔、湖南省农科院研发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可以让饱受重金属污染之困的地区，水稻平均含镉量下降了9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突破，而且这项技术运用起来简单易行，成本不高。”袁隆平说。去年，经过持续一年的多点生态试验，大面积培育“低镉稻”已有了技术条件，这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我现在已经从‘80后’变成了‘90后’，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袁隆平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

　　九月的上党大地秋意渐浓，香菇大棚里却还是让人感到有些闷热，90岁高龄的申纪兰正在采摘蘑菇。深蓝色衣服、齐耳短发、黑白布鞋，依然保持着热爱劳动的本色，一如她对国家深沉的爱始终不变。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是太行山南麓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小村庄，申纪兰在这里用自己的一生，陪伴着共和国的每一次进步。

　　曾经的西沟村，山高土薄，高寒多旱。申纪兰回忆说：“西沟农民辈辈苦，打一担粮交八斗租，十冬腊月换不上衣，糠菜一年糊不住，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申纪兰都很生气：“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951年，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那时社里劳动力短缺，社长李顺达就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走出‘三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要男人看得起妇女真难呀！”申纪兰感慨地说。

　　所谓“三台”即碾台、锅台、炕台。除了思想上的桎梏外，还有一大困难摆在申纪兰面前：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种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计分方式，直接打消了妇女们干活的积极性。

　　为了争取妇女同工同酬，申纪兰决定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撒肥，看谁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姐妹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就率先干完了。那天，她们终于第一次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们一样多。

　　就这样，申纪兰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实践，为新中国的农村集体劳动管理探索出一个最初的分配模式，为我国制定按劳分配政策和法律作出了实验性的贡献。

　　1954年，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男女同工同酬也在此次大会上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回忆说：“第一次开的人代会，在中南海的礼堂里。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那时我真正的感觉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65年的代表生涯，申纪兰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领域，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群众利益的小事，山区交通建设、耕地保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干部选举、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等，不断得到采纳、得以实现。申纪兰，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申纪兰开始了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

　　1983年，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年后，申纪兰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西沟村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西沟村也提出发展“旅游、农产品加工、服装加工”三个产业。近年来，西沟村不断走科技创新道路，建起了60多个光伏香菇大棚，实现了棚上发电，棚下种菇。种驴场、核桃露厂、潞麻厂、服装生产车间……依次建立。

　　与申纪兰一同工作30年的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骄傲地说：“我们还建成了展览馆、太行之星纪念碑、村史亭、老西沟互助组雕塑、西沟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形成了以爱国主义教育、森林休闲为主的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线路，西沟村已经从一个落后的纯农业村变成了农林牧工商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农村。”

　　如今忙碌了一辈子的申纪兰，依然为村里忙活着：到施工现场询问进展，入村民家中了解需求，学习中央有关精神，为社会各界讲党课……申纪兰总说：“我虽然年龄大了，但还能做一些事情，党需要我，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承诺。”（记者 杨珏）‍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年1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抓壮丁，为了一家人维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旅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年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1948年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着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富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年3月至1954年12月，张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难、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的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时代”。

　　1961年至1964年期间，张富清主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衷，张富清说：“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背后都有他主持负责的身影；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员”“改革先锋”等称号的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就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数个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总设计师或总指挥，孙家栋则被大家尊称为“大总师”。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经常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一次发射中，卫星在转运途中不慎发生了轻微碰撞，试验队员们一下子慌了神，谁也不敢保证这会不会对发射造成影响。

　　接到紧急报告后，孙家栋当天就从北京赶到了西昌，一下飞机就直奔卫星试验厂房。了解清楚现场情况后，当时已经快80岁的他马上钻到了卫星底下，对着卫星的受创部位仔细研究起来。

　　“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实的作风。”孙家栋总是这样告诫年轻人。

　　“热爱。”他不假思索，“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

　　几十年来，正是凭着这个信念，尽管从事着充满风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挫愈勇。

　　20世纪70年代，孙家栋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时出现了意外。震惊过后，孙家栋带着大伙儿在天寒地冻中把大片的沙漠翻了一尺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筛出来，最终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腾空而起。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后，在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他要求再调5度，最终正确的指令使卫星化险为夷。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2019年1月，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启了全新的月球背面探索之旅，举国沸腾、世界瞩目。

　　时针拨回15年前，当国家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时，已经75岁的孙家栋毅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担。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却冒着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无疑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说，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

　　孙家栋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找到最经济、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近年来，孙家栋特别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党中央，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尽个人微薄之力，把我们国家的事业搞好，真正实现中国梦，富起来、强起来，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孙家栋说。

　　《面对面》栏目记者此前对95岁的黄旭华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曾经30年未能回家的“中国核潜艇之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因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战略地位重要，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

　　为了能够强有力应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当时34岁的黄旭华参加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

　　第一，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你一出去就把国家机密带出去了，犯了错误留在这打扫卫生。第二，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第三，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人家问我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我说能够承受得了。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零开始。

　　我们的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陈毅讲了一句话，你们把事情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做了。没这个实力，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其他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来解决尖端的技术难题。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他们就用算盘、计算尺，甚至用磅秤来解决核潜艇的重心问题。

　　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艘潜艇上，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我们的同事没有怨言，咬紧牙关把它搞出来。我们在船台的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台的都要过秤，所有的重量要跟我计算的一样，重心如果不一样马上要调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试验前，参试人员心情忐忑，有人甚至给家人写下了遗书。这种氛围，与美国的一次核潜艇极限深潜航试验有关：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航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当得知舰上操作人员承受着超常的心理压力时，黄旭华亲自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对试验成功树立信心：这次做试验绝不是让你们去“光荣”，而是要大家把试验数据完整拿回来。座谈会上，他宣布要上艇与大家一起参与深潜试验。

　　他们说总设计师的任务是坐镇在水面的指挥船上，您下去干啥？我说我下去，万一试验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不正常现象，我会及时协助艇上的援救，采取措施及时避免事故扩大。作为总设计师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我必须下去。

　　64岁的黄旭华是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最终，“404”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黄旭华现场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这几个字是我从事核潜艇事业的写照。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乐，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由于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从1958年到1988年，求索的这30年，也是黄旭华隐姓埋名的30年。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望家人，他向母亲承诺要“常常回家看看”。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谁也想不到，自此一别，竟要30年后才能再次相见。1958年工作调动后，他与父母的联系只能通过信箱，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父亲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对于黄旭华的多年不归，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的母亲再三说：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30年没回家，母亲难免也有不理解。

　　1987年，《文汇月刊》发表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他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黄旭华把篇文章寄给了母亲，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当我母亲知道我搞核潜艇，她感觉到自豪。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做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理解”和“谅解”传到了我的耳朵，我真的哭了。我说儿子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也没有当好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1988年，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93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把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拿来。每年冬天，我一定会戴母亲的围巾。我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想念我的母亲。

　　如今，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经95岁高龄，一只耳朵已听不太清，但腿脚还算利索。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仍然每天坚持来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退出一线，但我感觉我的责任并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我95岁了，人家说您不要去上班。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了。”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

　　20年前，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新华社记者董瑞丰）‍

　　随着“共和国勋章”人选公布，屠呦呦的名字再度回到公众视野。距离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经四年，深居简出的屠呦呦依旧和媒体保持着距离——人们几乎看不到她公开亮相。

　　隐匿在闹市中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也一如往常的低调。如果不加提醒，很难看出这里曾经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中药研究所二楼青蒿素研究中心门口的公告栏，这上面记录了屠呦呦领衔的研究团队发现青蒿素的始末。

　　从传统古籍中得到研究灵感、不惧危险以身试药，因诺奖一夜成名后，屠呦呦的这些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忆起往昔，与屠呦呦共事几十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廷良已经无法捕捉很多细节，但他对屠呦呦的印象始终如一：认真、踏实、低调、坚持。他想，这也是科学家们的共同特质。

　　姜廷良：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中，对战双方因为疟疾减员严重，越南向中国紧急求助，为此中国启动了“523计划”，研制抗虐特效药，很多科学家参与其中，是一次全国大协作。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任务后，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屠呦呦担任课题组组长。

　　姜廷良：当时用水煮、高温的提取方法得到的青蒿提取物效果不稳定，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屠呦呦想起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由此想到，为什么书中写着要用冷水泡，会不会是常用的煎熬和高温提取方法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就改为用低温提取，解决了稳定性的问题。

　　姜廷良：药物必须安全、有效、可控、稳定，课题组发现青蒿素对疟原虫有效，那么它的安全性如何？当时为了能抓紧上临床使用，屠呦呦主动提出来拿自己做实验，上级领导同意了她的申请，她们首批三个人做了实验，后来又有几个人重复了实验，都没有问题。实验前，青蒿素对人体的损害到底有多大是未知的，她们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

　　发现青蒿素以后，要提取大量的足够临床使用的青蒿素，当时条件不具备，没有那么大的容器去浸泡，就用老百姓腌咸菜的酱缸，用浸泡，但是会挥发，她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得了肝炎。

　　姜廷良：她自己打电话告诉我的。因为我跟她同事很多年比较熟悉，她给我打电话说，哎呦，受不了啦，好多记者找来家里，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不就是个药吗？

　　后来我也是听别人说，诺奖打电话通知她那天，她刚好出去了不在家，没有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她看电视才知道自己得奖了，媒体知道消息后都跑去她家了。

　　姜廷良：她对荣誉并不是特别关注，而且当时她身体不太好。我们劝她，能坚持就应该去领奖。这是第一次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研究被评为诺贝尔科学奖，以前有几位华裔科学家得奖，但基本都是在国外做的，像青蒿素完全在国内做的还是第一次。

　　我们跟她说，这是国家的事。为了国家声誉，她决定去了。原来她准备站着演讲，后来还是把椅子搬上去了，坐着说的，可以看出身体状况并不好。同一年美国还有一个奖也请她去领奖，她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

　　姜廷良：她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讲什么，不了解她的人觉得她说话不够圆滑，她怎么想就怎么说。在科研工作里非常认真、踏实，坚持，甘愿坐冷板凳，如果不是认真踏实一步一步做研究，也不可能获得开创性的发现。她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认真对待科研事业的人，认真、坚持这样的品质，我想这也是科学家共同具备的。

　　姜廷良：其实不神秘（笑）。成名前后她都很低调，她谢绝了一些大学或者机构当名誉教授的邀请，有一些不是她的领域，而且她认为既然担任名誉教授总得尽自己的责任，她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一些国际上的会议她也都谢绝了。

　　她住的小区邻居可能知道，哦，这个老太太得了诺奖。但有时候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饭，别人也不知道。

　　姜廷良：她发现青蒿素以后，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在做研究。因为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自然界是很少见的，所以她希望继续探索。青蒿素发现至今40多年了，对它的作用机制目前全球尚无定论，她也希望进一步研究了解它真正的作用机制，对于进一步利用好青蒿素是很有意义的。她对以后的发展也有一些想法，我们也在进一步讨论中，她希望把青蒿素的价值完全发掘出来。

　　她现在不来研究中心，我们也不希望她来，养好身体才是第一位的。她主要把握一些原则和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会给她书面汇报研究进展，或是去她家面对面讨论一些事情。

　　比如，之前她跟我们说，“要把论文变成药”。现在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发论文才是重要的，但是她认为要把论文变成药，要真正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这句话很简单，但体现了我们研究的落脚点在哪里。

　　姜廷良：疟疾在解放前还是很厉害的，经过多年防控，国内自己感染的疟疾已经没有了，在老百姓中已经不是非常重视的病了。但是疟疾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很大的传染病，WHO仍然把疟疾、艾滋病、结核病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

　　用好青蒿素仍然是人类目前治愈疟疾的必须选择。今年4月，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提出了应对青蒿素耐药性的设想，现在我们正在国外一些地区希望得到临床上的检验。‍